药食同源产业进化：从33种到106种的40年路径

"植提桥摘要：药食同源，是中华民族千年实践智慧的结晶，更是今天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从1987年33种到2024年106种的政策演变历程，体现药食同源在健康、经济、文化、战略层面的多重价值，多个科研学者、代表委员、基层实践者等关键力量共同推动这一制度走向成熟。"

保温杯里泡枸杞，人参饮、黄芪茶……看似寻常的生活习惯，背后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食药进化史。

从1987年首次公布33种“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名单，到2024年新增4种，合计106种名单，药食同源政策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哪些人为此贡献力量？

一、溯源药食同源千年历史根基

药食同源不是“现代发明”，而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生活与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核心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

1、上古时期的思想萌芽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先民在寻找食物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物质兼具果腹与缓解病痛的双重功能。这是药食同源思想的实践源头，标志着人类对食物与药物关系的初步认知。

到战国至秦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书中提出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原则，奠定了药食同源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太素》：“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句话揭示了食物与药物在同一物质上的统一性——当它用于充饥时是食物，用于治病时是药物。这一思想成为后世药食同源理论的核心。

2、理论之外、实践接力传承

唐代孟诜所著的《食疗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总结了食疗经验，记载了多种药食两用物质的性味、功效和食用方法，推动了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了丰富的药食两用物质与药膳方，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

“伊尹汤液”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药膳代表产品。商朝时期，伊尹（约公元前16世纪）用橘皮、生姜等调料调制汤液，为人治病，开创了将烹调之术与中药养生相结合的先河。

传说伊尹用生姜、桂皮、白芍、甘草、大枣调配出的“桂枝汤”，是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药食同源方剂。伊尹因此被后世尊为“中华厨祖”和“汤液之祖”。

二、探索40年政策演变——从33种到106种

从1982年《食品卫生法（试行）》，到2025年药食同源复方配伍备案试点执行，药食同源政策走过了40余年的探索之路。

1982年，我国颁布《食品卫生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食品不得加入药物，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除外。”这一条款为药食同源物质管理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确立了“药食同源”在食品法规中的特殊地位。

1987年，原卫生部在《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中首次公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名单》，收载33种物质。

这是药食同源理念在现代国家法规层面的首次正式确认，标志着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名单（药食同源）进入法定管理阶段。

此后，目录经历了多次扩容与调整：

以下是现行有效4次公告，被列入目录的106种药食同源名单

1、2002年2月，原卫生部卫法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2002]51号文件，除了对保健食品原料的取用范围进行规定外，药食同源目录中药材新增至87种。
丁香、八角茴香、刀豆、小茴香、小蓟、山药、山楂、马齿苋、乌梢蛇、乌梅、木瓜、火麻仁、代代花、玉竹、甘草、白芷、白果、白扁豆、白扁豆花、龙眼肉（桂圆）、决明子、百合、肉豆蔻、肉桂、余甘子、佛手、杏仁（甜、苦）、沙棘、牡蛎、芡实、花椒、赤小豆、阿胶、鸡内金、麦芽、昆布、枣（大枣、酸枣、黑枣）、罗汉果、郁李仁、金银花、青果、鱼腥草、姜（生姜、干姜）、枳椇子、枸杞子、栀子、砂仁、胖大海、茯苓、香橼、香薷、桃仁、桑叶、桑椹、桔红、桔梗、益智仁、荷叶、莱菔子、莲子、高良姜、淡竹叶、淡豆豉、菊花、菊苣、黄芥子、黄精、紫苏、紫苏籽、葛根、黑芝麻、黑胡椒、槐米、槐花、蒲公英、蜂蜜、榧子、酸枣仁、鲜白茅根、鲜芦根、蝮蛇、橘皮、薄荷、薏苡仁、薤白、覆盆子、藿香。
2、2019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当归等6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2019年第8号文件，新增当归、山柰、西红花、草果、姜黄、荜茇6种物质，仅作为香辛料和调味品使用。

3、2023年第9号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党参等9种新增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公告》，新增党参、肉苁蓉（荒漠）、铁皮石斛、西洋参、黄芪、灵芝、山茱萸、天麻、杜仲叶9种物质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4、2024年第4号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地黄等4种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新增地黄、麦冬、天冬、化橘红4种物质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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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政策变革的“关键人物”

药食同源政策从33种起步，到目前的106种，历经40余年探索。

这一制度是诸多科学家科研学者的理论奠基、代表委员的政策倡导、基层实践的示范引领、监管机构的持续推进共同作用的结果。

1、科研学术界是理论奠基者

肖培根院士将“药食同源”诠释为“药食同理”“药食同用”“药食两用”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一理论阐释为药食同源物质从传统经验向现代科学体系的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让古老智慧有了现代科学的表达方式。

黄璐琦院士系统研究药食同源的历史和发展概况，在《生命科学》等期刊发表重要论文，为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他指出：“药食同源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食物和药物发现中总结的智慧结晶，体现了食物在保健和治疗方面的功能。”

2、代表委员是政策倡导者

吴以岭院士（全国政协委员）：2014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指出我国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药材资源“管控过严”，87种名单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他建议制订《处方中药材目录》，将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大的药材列入处方管理，其余放开作为药食两用资源。这一建议直接影响了后续目录扩容的方向，为当归、党参等物质的纳入奠定了基础。

王舰委员（全国政协委员）：2015年两会期间，提交《关于立法准许87种“药食同源”食品功效宣传的提案》。他指出：以枸杞为唯一原料的产品明明拥有补肾功效，却因《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不能标注，严重阻碍企业发展。他呼吁立法准许药食同源食品进行功效宣传，避免“一味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地照搬西药审查机制”。这一提案触及了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为后续复方配伍备案政策的出台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药食同源是国家战略需求

药食同源的价值，早已超越“吃”的范畴，延伸至国民健康、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这正是其被列入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层原因。

药食同源的核心是“治未病”，这与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高度契合。

2025年，我国慢性病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超过70%。慢病已成为国民健康的主要威胁和医疗支出的主要负担。通过日常饮食调理，预防疾病发生，是降低慢病风险的有效路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表明，药食同源调理可有效降低慢病发病率。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为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提供了顶层指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将药食同源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卫健委2025年启动的“36种药食同源原料复方配伍备案试点”。这36种物质分别为，枸杞子、西洋参、灵芝、黄芪、人参/红参、茯苓、葛根、山楂、当归、山药、党参、铁皮石斛、山茱萸、天麻、黄精、五味子、三七、酸枣仁、白术、女贞子、丹参、蜂蜜、大枣、百合、菊花、陈皮、龙眼肉、薏苡仁、阿胶、甘草、薄荷、金银花、桑叶、熟地黄、荷叶、干姜。允许在清单范围内进行组方备案，为药食同源合规功效声称提供了新通道。

小结

从33种到106种，是数字的增长，更是认知的跨越。

药食同源，从来不只是目录的扩容，而是中国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次次确认和修正。

当“治未病”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吃出健康”成为全民共识，药食同源不再只是目录里的名字，而是健康中国最接地气的答案。

药食同源的下半场，拼的不是目录，是转化、是标准、是信任。

植提桥，作为连接者、推动者，将与每一位深耕者一起，用下一个十年，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药食同源的千亿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