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0万的新生儿缺口，辅助生殖如何成为生育率的关键变量

讨论辅助生育，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人口更替的核心标尺，2.1左右是维持世代更替的基准线。一旦持续低于这个数值，人口便将进入不可逆的负增长通道。2023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滑落至1.0附近，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数量都在急剧缩减，劳动力供给的萎缩与老龄化浪潮的叠加，将使社会抚养比持续恶化，最终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与创新活力的源泉。

低生育率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育儿成本的高企、职场竞争的挤压、婚恋观念的代际更替，都在共同发挥作用。但在这些显性因素之下，还有一个被长期低估的隐形障碍：不孕不育率的持续攀升。无数家庭并非不愿生育，而是无法自然受孕。如果这一医学层面的障碍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将在现实面前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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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生育率拦路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全球约六分之一的成年人一生中会经历不孕不育。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率已从2007年的12%持续攀升至2020年的18%，预计到2025年将进一步升至18.2%。受此影响，不孕不育夫妇群体的规模也在急剧扩大，从2020年的5480万对，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至7440万对。这一趋势表明，不孕不育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20%的不孕不育率，直观理解就是：每五对育龄夫妇中，就有一对在生育道路上遇到了医学层面的障碍。放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这个比例对应的绝对数字令人震撼。

截至2024年，全球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累计已达1300万至1700万。如果我国每年有大约800万对夫妇有明确的生育计划，按照20%的不孕不育率计算，其中约160万对夫妇将无法自然受孕。即使其中一部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生育，以目前中国每年30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婴儿来算，剔除不稳定因素，仍有约100万对夫妇的生育需求因各种原因未能得到满足。这100万的新生儿缺口，如果以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800万人为基准，相当于当年出生人口的12.5%。

同时，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职场参与度的显著提升，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OECD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已从过去的25岁左右推迟至28.6岁。生育能力与年龄之间存在着残酷的负相关，35岁以后试管婴儿成功率急剧下降。辅助生殖技术，尤其是卵子冷冻等生育力保存手段，为那些因学业和事业而不得不推迟生育的女性提供了一份额外的保障，使她们不必在人生规划和生理时钟之间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值得深思。即便国家拿出足够的财政资源用于育儿补贴，即便全社会形成了鼓励生育的浓厚氛围，如果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然怀孕，生育率的提升就始终存在一个硬性的天花板。

因此，辅助生殖在今天应当被重新定义为一项关乎人口安全和个体生育自由的基础性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科室的技术服务。正视这一问题，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逻辑起点。

02
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

在辅助生殖的政策实践上，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它们的政策成效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

日本长期以来是全球辅助生殖治疗周期数最多的国家之一。2023年，日本全年共完成了56.1万个治疗周期，诞生了8.5万名新生儿，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1%。这一比例是中国的近4倍。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4月，日本正式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公共医疗保险。政策落地后，接受治疗的患者总数增长了4%，其中25至34岁的年轻群体增幅高达22.9%，农村地区的治疗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改善。医保覆盖直接消除了经济门槛，让更多育龄夫妇得以在最佳生育窗口期接受治疗。

韩国的案例更加触目惊心，也更具说服力。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全球最低的0.72，但辅助生殖却在这一片低迷中撑起了一片天。根据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2026年1月发布的报告，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新生儿占比从2019年的8.7%跃升至2024年的15.1%。在5年间韩国新生儿总数下降了21.2%的背景下，辅助生殖婴儿数量反而增长了36.6%，达到3.6万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辅助生殖技术的托底，韩国的出生数据将更加惨淡。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当自然生育跌入谷底时，辅助生殖技术是唯一能够有效减缓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力量。

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它们的辅助生殖出生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2%、4.5%和4.2%，均远高于中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对辅助生殖技术持开放态度，医保覆盖程度较高，社会对多元家庭形式的接纳度更强。

尽管中国辅助生殖的年周期数位居全球第一，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关键事实：渗透率仍然极低。2025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为10.5%，而同期美国为34.5%，欧盟为36.5%。所谓渗透率，是指实际接受治疗的不孕不育夫妇在所有不孕不育夫妇中所占的比例。如此巨大的差距说明，数以千万计有需求的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被挡在了治疗的大门之外。

造成这一低渗透率的首要原因是经济负担。在中国，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周期费用在3万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开支。虽然截至2025年初全国31个省份均已实现部分辅助生殖项目的医保报销，但报销力度十分有限。多数省份仅覆盖第一代试管婴儿的基础项目，第二代、第三代技术以及促排卵药物等仍需自费，且多数地区限定每个家庭只能报销2到3个周期。这种有限度的覆盖远不足以消除经济门槛。

第二个限制因素是政策约束。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仍然禁止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然而现实是，中国30岁女性的未婚率已从2013年的10.14%攀升至2023年的20.16%。大量单身女性有明确的生育意愿，却被政策拒之门外，不得不转向缺乏资质的地下机构，承受着极高的健康风险和法律风险。这种做法既不符合保障公民生育权的法律精神，也是对宝贵生育资源的浪费。

如果将辅助生殖出生人口占比从目前的百分之三提升至韩国的百分之十五水平，即便在总出生人口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每年也能多挽留数十万新生命。这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邻国已经走通的道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医保政策从有限覆盖走向全面覆盖，将不孕不育检查、辅助生殖全流程费用包括药品和基因检测等全部纳入报销范围，统一各地报销标准，取消周期数限制。

中国的人口结构已行至历史性的转折点，时间窗口极为宝贵。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低生育率时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可及性与普惠性，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出生人口的底线厚度。将辅助生育从可选变为可及，从昂贵变为普惠，是中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补齐的关键拼图。这不仅关乎千万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国家人口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