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建议用GDP的2-10％鼓励生育，允许单身女性冻卵

自2017年起，我国出生人口“四连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更是敲响了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警钟。

安徽省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出生率呈快速下降趋势。其实不止是安徽，多地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人口形势。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严峻？我国又该如何应对？《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对携程集团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进行了专访。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专家，梁建章告诉记者，鼓励生育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也包括要降低不婚和晚婚的影响，帮助大龄女性延长生育窗口期，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并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

梁建章还建议，国家可以考虑用相当于GDP2%~10%的财力来鼓励生育，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人口来计算，每个小孩可以给予最高约100万元的奖励，但这并不是说直接给予100万元现金，而可以是部分现金，或以减税、购房补贴等方式来实现。

在教育减负方面，梁建章建议初中和高中合并，把学校的班级分成快班和慢班，“快学生”4年毕业，“慢学生”仍然5~6年毕业。小学也可以适当缩短到5年，大学本科可以按照学生的速度维持在3~4年之间。

不婚和晚婚影响非常大

NBD：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出现“四连降”，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仅有1.3，您认为原因是什么？目前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是什么？

梁建章：目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非常严重，我们需要的是采取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放眼全球，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基本上都在逐年降低，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那么即使另外70%的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这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有调查显示，当前在北欧国家，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这就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一个年轻女性通常要23岁左右才完成本科学业，如果要修硕士学位则要到26岁前后，有些科研岗位往往还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所以在30岁前，这部分女性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寻找合适的终身伴侣。

2018年的调查显示我国适龄单身女性群体就已超过8000多万，据预测现在恐已接近1亿。在这些单身女性中，虽然很多人不愿意“将就着”结婚，但其中渴望当母亲的人大有人在。但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一般是在35岁之前。如果一名女性到35岁还未找到合适对象，在没有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她们就很可能会失去养育小孩的机会。

冻卵和其他相关辅助生育的技术最大好处就是能帮助这部分职业女性延长其生育的窗口期，帮助她们完成当母亲的愿望。虽然这些措施目前存在争议，但鼓励生育是个世界难题，应该考虑尝试各种创新的办法。

我们国家具有强大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能力去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假如等到中国经济未来被老龄化拖累，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过去了。

生育友好就是对女性友好。很多欧美国家允许女性选择通过这样一些辅助生育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育寿命，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相对滞后。

人口转变模型的四个阶段

辅助生育不应该说是女性生育的福利，而应是女性生育的权利。我们也应该尊重女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冻卵等其他辅助生育技术增加生育机会的权利，当然，法律上需要对此进行调整和规范。

NBD：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可能带来什么风险？

梁建章：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辅助生育为单身女性带来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延长生育窗口期。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女性独立性进一步提高，进而引起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事实上，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我们必须提供各种福利以帮助女性和家庭来抚养子女，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和择偶等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在现代，一个对生育友好的会也必须是一个对女性友好的社会。

立法保护单亲家庭

NBD：2021年9月，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 二次开庭审理，法院未当庭宣判，但舆论仍广泛关注，认为此案是具有重大影响性的诉讼，可能促进相关法律得以完善。此前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请问您如何看？

梁建章：从目前的环境来看，推行女性辅助生育的难点主要在于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如何去看待辅助生育这件事。

其实，有很多女性在接受辅助生育后都会选择独自抚养子女，我并不提倡在中国出现更多的单亲家庭和非婚生育，包括从子女教育的角度来说，同时获得来自父亲和母亲的照顾肯定是更理想的模式。

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出现更多的单亲家庭。面对现状，我们需要在政策和观念上都消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因此，我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充分保障单亲家庭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在户籍登记、入学申报等方面遭遇到额外的困难。

实际上，在法国和北欧国家有大量的小孩是非婚生育，这些小孩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意外生育，很多妈妈都是高收入和受高等教育的妇女，她们在对社会保障有所预期的前提下，会主动选择建立这样的单亲家庭。

那么在中国，如果一位职场女性作出类似的选择，她和子女的权益也应当受到与其他家庭相同的保障，而不是让单亲妈妈成为一个会遭遇到歧视性对待的名词。

建议用GDP的2%~10%鼓励生育

NBD：除了不婚和晚婚，您认为拉低生育意愿的原因是什么？

梁建章：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太高了。
中国有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接近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其次，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很高的。升学压力大，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与收入相比明显偏高。

NBD：自从三孩政策推出以来，有许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一线城市生三孩，每人每月可考虑奖励3000~5000元的现金。您也曾建议，生育一个小孩可以给予100万元的奖励。您是如何看待生育奖励措施的？

梁建章：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复杂的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世界上也有鼓励生育成功的例子，例如北欧国家，他们在家庭和育儿方面有比较好的福利政策。因为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太低了，在现有养育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鼓励生育必须采取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财政支持力度，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他国家对家庭的补贴可能占3%~4%的GDP就够了，中国和韩国这样的低生育率国家，需要把GDP的10%用于家庭补贴，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这并不是说直接给予100万元现金奖励，它的形式可以是部分现金，另外通过减税、购房补贴等来实现。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来鼓励生育。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至少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

那么高的投资率投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是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方面，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

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中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NBD：目前，很多地方在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您觉得在出台鼓励政策上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点？

梁建章：鼓励生育的前提，是政府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

该政策的宏观目标，是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体国民。

鼓励生育的微观措施，应是切实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
归根结底，鼓励生育就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应该是对家庭自主权利的强制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出现巨大的转变，实行了40多年的限制生育政策，终于正式转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个逆转意义非同寻常，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NBD：在鼓励生育三孩方面，您提出在高房价地区采取一定的折扣措施，比如一孩家庭房价九折，二孩家庭七折，三孩进一步给出更低的折扣，同时增加当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梁建章：相对于教育来说，购房优惠比较容易快速见效。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很大程度上是地价比较高造成的，而地价贵主要还是缘于供需矛盾。我们要做的是让供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房价高的人口流入地区要加大土地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就要减少土地供应。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因为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就会在小城市或县城买一套甚至多套房，但这些房子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长期无人居住。基于这一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土地供应跟着未来的生育情况走。

改变升学方式 避免过早教育分层

NBD：近期教育部门推出“双减”政策，您觉得我国实施此政策对促进生育会有多大的作用？

梁建章：教育减负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政策设计。在我看来，推行教育减负，确实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之一。

但是，现在的“双减”新政，只是在供给侧做减法，而中考、高考、重点学校依然存在，需求侧实质上没有发生改变，供给反倒是越来越“窄”，这种供求关系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会让学生和家长感到恐慌，最终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理想。

想要破解这种局面，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改变升学方式。我个人的观点是：我国要尽快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避免过早教育分层，这才是解决减负问题的根本。

目前，高考制度改革和大学教育普及还没有形成共识，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先取消中考，来达到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的目标。这项举措，可能会大幅度提高教育效率，减少教育不平等，也可以让校外培训产业走上健康的轨道，来提升家长和学生的幸福度，减轻养育成本。

NBD：教育改革也一直是鼓励三孩政策中社会关注的焦点，您在教育改革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梁建章：当前教育领域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基础教育已跟不上知识爆炸的速度。一旦教育体系僵化，基础教育的效率就会下降。

我们可以假设把初中和高中合并，把学校的班级分成快班和慢班。“快学生”4年毕业，“慢学生”仍然5~6年毕业。小学也可以适当缩短到5年，大学本科可以按照学生的速度维持在3~4年之间。

慢班用两个学期完成的课程，比如现在初中的几何，快班可以一个学期完成。一个学生无论身处慢班还是快班，在达到标准学分以后比如80分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这样“快学生”可以更快地完成学业，到了大学阶段就可以学习更广泛的学科，未来成为一个更全面和更年轻的科研人员。“慢学生”则可以花更多时间，用于掌握必须的一些基础技能，比如代数等。

需要强调的是，我所提出的分快班和慢班的建议，和现在很多学校的高班和低班不同。现在所谓的高班，是补充更多更难的题目例如奥数，学完了也不能更快地进入下一阶段。这就导致快学生也要浪费大量时间用于复习高考。

NBD：假如实行快慢班，是否会造成家长争抢上快班的另一种竞争和攀比？

梁建章：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快慢班建议对于“慢学生”不公平，并且会造成争抢上快班的状况。

但其实恰恰相反，我的提议是让“快学生”早点毕业，这样可以省出很多教育资源从而增加对“慢学生”的投入，让“慢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教育资源去掌握课程，其中既包括中学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包括未来职业和社会必须的本科课程。

“慢学生”不一定一直都慢，有些“慢学生”只是晚熟，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工具性知识，才能为“慢学生”提供更加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减少贫富差距。

推广日托中心、育儿假等措施

NBD：国际上，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呢？

梁建章：欧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效果比较好，主要原因是提供了较为慷慨的财政支持，包括现金奖励、减税和其他相关福利，比如日托中心等。在父母上班期间，他们的小孩可以送到日托中心。

平均来说，高生育率国家用于家庭福利的支出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4%，而低生育率国家的这项支出往往只有1%~2%。

以瑞典为例。2015年瑞典的家庭福利开支占了国家GDP的3.5%，生育率也高达1.85左右，在欧洲仅次于法国。瑞典也是世界上首个推出父母都有带薪育儿假期的国家。

目前，瑞典夫妻享有13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这个假期还可以灵活方式在夫妻间转让，并要求夫妻双方需要共同使用2个月。

除了鼓励生育的力度较大，北欧国家生育率高，也和其女性地位较高有关系。比如2020年瑞典议会中女性议员占了大约一半。

近年来，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比例大于男性。女性地位相对比较高，再加上社会福利好，使得女性在生育这件事上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说北欧国家的男女平等和慷慨福利制度，是很值得低生育国家借鉴和学习的。

我们要想真正缓解女性的生育压力，还要拿出更多的举措。

比如扩大托幼服务。目前中国的托儿服务是严重缺乏的，如果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去照看孩子，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以维持养育孩子等家庭开支。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友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考虑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携程十年前就尝试允许部分服务人员在家处理客户请求，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反而提升了。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小孩的女性员工欢迎。

延伸阅读

已有地方对“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开展立法层面的研究探索

卵子冷冻技术是指对卵母细胞进行冷冻和超低温储存，以治疗不孕症及保存女性生育力为目的的医疗技术，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

考虑到女性的生育期比男性更为短暂，随着晚婚晚育日益普遍，一些单身职场女性对冻卵技术逐渐产生兴趣，期望通过这项以液氮冷冻健康卵子的“生育保险”，在无法自然受孕或成为高龄产妇时，仍有怀孕生子的能力。

然而，目前冻卵技术规范仍遵守2003年原国家卫计委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但同期出台的精子库规范，则允许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目的保存精子。

此项规范是近20年前制定，当时面临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过于庞大的问题，计划生育仍是基本国策。而如今，我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连续4年下降，少生晚生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在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下，我国人口政策也应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调整，因此对一些辅助生育的政策进行改革的声音也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备受关注的“国内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中，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已退休）在法庭上发表了《关于“冻卵”争议的专家意见》。

刘明辉认为，针对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冻卵申请的区别对待行为构成对单身女性的一种身份歧视。单身女性冻卵后，其使用冻卵生育时不一定还是单身，即使仍然是单身，对抚育孩子也不一定不利，医疗机构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利大于弊。

“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有生育上的需求，有的未婚，但希望像购买保险一样把自己现阶段最适合生育时期的卵子取出并冷冻保存。仅因其没有婚姻，就无法通过人工生殖的方式行使生育权。”刘明辉说。

刘明辉认为：“本案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影响性诉讼，可能引领司法进步、促进相关法律完善。法院有权选择符合宪法、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平等、自愿基本原则的条款作为法律依据，正视部门规章、行政管理滞后以及行政命令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由于单身女性“冻卵”仍困难重重，不少人选择赴海外冻卵，由此也催生出大量中介机构。但由于实施冻卵手术的医院都在海外，使选择这项服务的人士往往难以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再加上语言不通，当发生中介和医院违约甚至侵权等情况时，维权难度很大，风险重重，并且费用高昂，一次花费动辄上几十万元。假如国内开放冻卵，会给这些群体更多的保障。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为响应社会上关于允许单身女性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呼声，一些地方上也开始进行了响应和探索。

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允许具备医学指征的未婚女性保存生育力”“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等相关提案。今年2月份，国家卫健委回复称，已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对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将卵子冷冻技术作为重点专题进行探讨。

2016年修订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药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2021年8月25日，湖南省卫健委答复该省政协委员“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亟待进一步规范的提案”时表示：有条件地开放具备医学指征的单身女性进行冻卵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将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对《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卵子捐赠、卵子冷冻等相关法规，并建立生育力保存准入及监管评审体系，切实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