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委员建议：应该给二孩家庭补贴“奶粉钱” 你认为如何

实行三十余年的一孩政策终结，中国家庭却不敢多生了。面对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危机，2017年的两会，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近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用补贴、减税，乃至规范代孕等方式鼓励家庭生育二孩。

全国人大代表中，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均建议给生育二孩家庭适当的财政补贴，缓解其经济压力，从而鼓励生育。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及南通亚萍国际购物广场董事长陆亚萍，则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优惠的税收政策。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也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现生育自主，以挽回生育低潮的颓势。

生育低潮

近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依据抽样调查的规律，2016年及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中两孩及以上比重为45%左右，即约803万人。

对此，一些人口专家认为，政策效应低于预期，目前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二孩成“奢侈品”。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估计，其中约三分之一，即约200万新生儿，是由于多年来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而这比黄文政一年前“全面二孩”政策甫落地之际的预估低了近100万。

最新数据显示，相比2015年，部分省份2016年的出生率下降，如广西省、甘肃省。而2016年陕西省统计局调查称，本省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湖南统计局调查显示，本省68%的15-50岁育龄妇女不想生二胎。

养育二孩“贵”、“烦”是首因。杨文庄介绍说，根据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也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

而在典型的极低生育率地区湖北宜昌的一项调研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育龄妇女要二孩概率较高，过半育龄妇女不要二孩是因为教育费用过高。

建言：补贴或减税

两会上，诸位关注二孩政策的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均表示，自己的小范围调研也得出了上述结论。由此，全国人大代表许戈良、贺优琳、孙晓梅，及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李崴，均建议给生育二孩家庭适当的财政补贴，缓解其经济压力。

如李崴建议，要推出各种扶助家庭养育的政策，消减父母在经济上的顾虑。比如，对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财政支持，方式可以是直接补贴，或者是按孩子人头抵税。

“这种财政支持在再分配意义上是公平的，因为一般来说，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养老支出占GDP的5%和15%，因此，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了个人收入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个人收入15%来支撑社会养老体系。在此意义上，政府对每个小孩需要补贴人均收入的10%才算公平”。李崴说。

孙晓梅则建议，二孩补贴“起码应该够奶粉钱，至少几百元吧。”同时，她建议，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优惠政策上，向生育二孩的家庭倾斜，以及对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额外医疗保险待遇。

作为院长，许戈良眼见产科病床紧张的现状，他表示，在他的医院，以前孕妇生产后至少能在医院住上两三天，如今平均只能住一天。因此，他认为补贴不但要给生育二孩的家庭，而且还要给医院，以便扩大病房规模、补充医护人员。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贺优琳、孙晓梅、陆亚萍，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优惠的税收政策。陆亚萍称，例如，可以允许合法生育二孩的一对夫妻的个人所得税减半或者二孩家庭一人所得税全免。

此外，陆亚萍是江苏南通的一位企业家，她从企业角度出发建议称，为减轻对妇女的就业歧视，减少在女职工生育前后的企业成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政府可承担妇女在生育前后相关成本，比如产假、哺乳假期间工资福利，企业因妇女生育假期而减少的经营收入等。同时，为保障女性职工的权益，她建议，尽快完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给予二胎产假和哺乳假优惠政策，生育二胎的应给予生育第一胎一样的产假和哺乳假，同时，建议丈夫可以享受一个月的陪护假期。

加强保障服务

除了补贴，诸位代表及委员建议，需建立全方位的保障体系，让生育二孩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如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城摞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提出，二孩政策开放后，需要扩大生育保险缴纳率和发展0-3岁婴儿照料机构，以鼓励适龄人员生育二孩的意愿。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则建议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的全方位配套措施，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妇幼儿科及幼儿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均匀分布、落实和增加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补偿，和落实中国企事业单位生育保险制度，减少女性就业歧视。

此外，政协委员李崴建议，全面清理各地和各部门与提升生育率方向背道而驰的各项规章制度，杜绝类似贵州镇雄设定结扎名额并强制结扎以及不少地方将入学、落户、就业与计划生育挂钩等做法。

李崴还建议，全面清理中小学教科书中片面宣扬“人口是负担”的计划生育宣传内容；出台有关法律严禁中晚期堕胎；考虑将法定女性结婚年龄提前到18岁；出台法律规范代孕等。

呼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大多数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仍属于计划外生育，需要交数额较高的社会抚养费。而不少代表呼吁，应尽快放开所有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也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现生育自主，以挽回生育低潮的颓势。

2016年9月，湖北省宜昌市卫计委下发了另一封公开信，鼓励宜昌“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带头生育二孩或宣传二孩政策。这一由政府发出的鼓励生育的举措曾引起轰动。

而专家表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旦进入超低生育水平，公共政策的激励也很难见效。李崴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改变中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萎缩趋势。他呼吁，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尽快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计委官员此前曾向财新记者表示，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会长期坚持。是否要放开三胎，还需谨慎讨论，他预计“至少5-8年”。